早在几千年以前，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就已经孕育出人类最初的文学瑰宝。而后的岁月里，东西方许多民族都出现过杰出的文学大师和众多名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外国文学的引进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有着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习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可见，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发展阶段。应该说，中国的外国文学引进和研究，一直与中国现代社会“三步走”的进程紧密相联，并为这三个阶段的不同发展要求服务。这是中国引进外国文学的特殊性，也是建设中国现代文化要求的必然性。纵观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外国文学引进和发展的历程，可以明显看出，它一直与中国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紧密相连，并且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作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俄苏文学的大量引进、六十年代欧美进步文学及亚非拉文学的翻译介绍、“文革”时期以“供批判用”的“黄皮书”和“灰皮书”的流传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的全面译介，都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尤其是某些外国学者，在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文学（包括中国的外国文学）发展进程的时候，抛开了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际，站在一个貌似“公允”的立场，对中国文学发展进行着所谓“客观”的言说，其问题的本质就在于，正是因为这些学者抛开了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规定性，所以，这种解说完全充斥着自己的主观好恶与偏见。

  当前，很多中国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价值必须看它与当时的现实联系得紧密与否才能决定。这一点不仅适应我们对自己的文学评价，也和外国文学引进到中国有着紧密的关系。前些年，有些学者觉得，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缺少对人性深度的发掘。但这些批评者恰恰忽略了这部小说引进到中国时的特定的时代规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我国“革命”和“建设”双重任务的叠加时期，因此它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表现了中国人民当时的思想文化需求，所以才获得了人民广泛的喜爱。这就是说，中国引进外国文学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割断了这种联系，就很难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作用作出科学的解说。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和伟大实践，给咱们提供了新文化建设的绝好机遇，也为我们将外国文学融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作出了时代的规定。

  外国文学是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依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创作的文学，体现着不同的文学指导思想与审美情趣，例如，有的依据的是人性的观念，有的依据的是神学观念，还有的依据的是进化论观念，等等。我国新文学的建设，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建设过程，把外国的东西全盘拿来是不行的。因此，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来，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学者开始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文学实践的进程，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翻译、阐释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崭新模式。

  我们仅以新中国成立后三次外国文学教材编写为例，来谈一谈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杨周翰、朱光潜等先生为代表编写的第一代外国文学和文论教材。在中国，这些教材是第一次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写成的，反映的是当时人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外国文学的理解。由于它适应了当时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出版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二次是以朱维之、赵澧等先生为代表编写的《外国文学简编》等教材，应该说，这是编者们经过“文革”之后在对马克思主义新理解的基础上编写的教材，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新形势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需求。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还是文化发展，其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用今天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理解与阐释外国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的教材才不停地改进革新、不断发展。

  同时，很长时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坚持认为，文学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文学艺术也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即审美规律。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既将文学作品的内容看成是“社会史”、“风俗史”（如他们对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和对英国“一派出色的小说家”的评价），同时又坚持文学艺术创作要“莎士比亚化”，而不要“席勒式”，不要让文学艺术单纯地“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两者间的辩证统一和不可分割，至今仍然是指导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基本准则。

  “原初的外国文学”与“中国的外国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范畴。所谓原初性质的外国文学，是国外某一个国家的作者，运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针对自己生存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所进行的文学实践的产物。而当外国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入中国的现实和文化语境中后，经过翻译、多次阅读理解以及讲授等过程，已在某一些程度上中国化了，成了蕴含中国思维方法、具有中华精神文化特色的新的文本，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文化因子和文学现象。换言之，原初的外国文学作品是“源”，而其他几个国家引进后翻译的、再创的文学样式或再解读的文本，都是“流”。“流”一定会既体现原初文本的基本特性和重要的因素，同时又有自己的文化因子渗入其中。

  就翻译的作品而言，从本质上说，翻译文本是对原文本的一种“增殖”。原初的文本是一种文本，同样，在交流创造基础上再创造的文本，也是一种文本。例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以后，其实《哈姆莱特》的文本就已经有了多个再造文本。当前大多数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已意识到，原初的文本和据此出现的其他众多文本，恰是交流和互补的产物，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因此，文化间的交流使两种文化相互受益，是两个文化主体之间的互补。正是因我们百年来基本上较好地处理了两种不同文学间的关系，既尊重了外国文学的本体性，又坚持自己的话语言说，才使得外国文学的中国化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变成全球文坛一个显著的现象。

  应该指出，新中国成立前的外国文学引进进程，主要是个体性的、散在的和自发的工作样态，而新中国成立后则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规划地进行。1949年7月23日，由中国领导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就在北平（北京）成立。从此全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成为在党的领导下的一个有组织的整体。随即在1951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和1954年召开的“全国翻译工作会议”，进一步促成了我国有计划、有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文学翻译和研究队伍的形成，开创了我国外国文学引进和研究有计划、规模性发展的局面。

  改革开放后，这一特点更加鲜明，主要体现在：一是党和政府对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更加注意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行政干涉大量减少，以发布研究指南和以鼓励为主的做法成为主要领导方式。例如，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的创立和各种层次奖励的建立，开始由原来的“指定写什么”，变成了“鼓励或支持写什么”。二是从1978年12月5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成立起，到今天已经有了大量有关外国的文学的学会出现。应该说，这些学会的建立，不仅有效地团结了全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更重要的是，这其实是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等问题交给了学者们自己。三是随着中国外国文学各级学术组织的建立，在政府管理部门和各个学术组织的统筹下，不仅完成了很多欧美作家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文学发展状况的介绍，翻译和介绍了几乎涵盖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作品，而且还产生了一大批规模较大、影响深远、学术成就较高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这说明，组织起来，加强规划，齐心协力干大事，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外国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在外国文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