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小学生人数，从1959年的31万5348人，激增到1978年的47万6913A，增加了51%。学生人数激增的同时，学生不断从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转流至英文源流，也形成了英校急速扩张的大趋势。

  1959年新加坡小一新生，进英校的人数只占47%。到了1979年，进英校的小一新生已经激增至91%。这导致有资格和有能力的英校教师严重短缺，英校师资素质下降，中学出现大量不够资格的教师。

  70年代，我们只有35%的小一学生能在中四取得三科O水准及格，只有9%的学生能进入大学先修班。造成这么高的损耗率，还在于我们的学生要兼顾三语（方言、华文、英文），无法专心掌握英文。英文对大多数小一学生，是个陌生的外国语文，只有12%的学生在入学时懂英语。1983年一项调查显示，大约20%至25%的小学生到了三年级还不能掌握起码的英文阅读能力。

  我的女儿玮玲是一名脑科医生。她在80年代曾经对八所小学2810名小一和小二学生做出详细的调查，发现每五人中，便有一人的学业表现达不到预定水准。造成他们学业差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智商出问题，而是因为英文太差，以致在功课上赶不上其他同学，这些学生并不是无药可救的。

  我们的O水准会考，英文及格率一直是最低的，80年代初只有40%h下的学生及格，这时却已有超过90%学生进入英校，华文以外的所有科目都用英文。于是，其他科目不及格率也高，就不令人意外了。

  英校教师水平不高是导致学生英文及格率低落的重要原因。英校教师英文不好，又跟没有足够的大学毕业师资有关。许多教英文的大学毕业教师，并不是英文系毕业。1980年，我们估计到1990年，中学和高中需要7400名大学毕业英文教师。这表示在10年内，我们还需要5400名大学毕业英文教师，而新加坡当时无法每年提供540名大学毕业的英文教师。

  为此，我们立刻行动。首先是以高薪从外国招聘以英语为母语的英文教师，我们的目标是400名。

  可是当六名英国籍教师于1980年1月到华中初级学院上任，为培养150名新加坡最优秀的学生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做指导工作时，就引起了不满。新加坡人不能接受他们所享受的高薪待遇，还有教学法、行为举止等等。

  我当时解释政府聘请外国教师的目的。我说，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教师能消除新加坡人把英语说得荒腔走板的弊病。说标准英语是重要的，可是新加坡人的英语，却是把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海南话、客家话、马来话和淡米尔话的辅音和元音变调，把句子构造和语言韵律乱套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这种古怪英语是其他讲英语国家的人听不懂的。

  当时那场对征聘外国教师的辩论，幸好只局限在薪酬和文化格格不入方面，没有激起沙文主义和仇外主义。当时新加坡有两万名来自发达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假如没有他们经验的转移，新加坡的经济不可能那么迅速取得成功。我们是因为具备了接受他们、没有排外的正确态度，才得以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

  要新加坡人讲道地英语之外，我也决心要新加坡人讲标准华语。当时我把新加坡广播局的广播员和教育学院的华文教师送去南洋大学的语言中心接受语言再训练。

  那时新加坡广播局刚从中国台湾地区聘请了三名讲普通话的广播员，这事也引起很多意见。本地广播员声称普通话听起来不自然，矫揉造作，我没有理会他们。可见当时的新加坡不只不欢迎讲道地英语的英国人，也不欢迎讲道地普通话的中国人。

  我们从外国聘请400名英语母语教师，把他们分配到全国学校去，同时再展开重点培养更多优秀大学生、把他们吸收进教育界的计划。我们明白只有从根本上培训自己所需要的教师，才能完全解决英文教师荒的问题。我们的“英文教学奖学金计划”——SALUTE(Scholar ships for Advanced Leveland University Studies，for the Teaching of English)，奖励年轻人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或海外大学读英文和英国文学，日后成为中学英文教师；还有“人文奖学金计划”——PROMSHO(Pre-University-cum-OverseasMeritScholarshipsfortheStudyofHumanitiesinOxbridge)，奖励年轻人到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攻读文科。

  另外，我们在1981年还提出了一个为在O水准英文、英国文学或数学会考中考得特优成绩的非大学毕业教师，每项特优常年加薪加一级的奖励措施。从前会考成绩不够好，我们鼓励重考，重考而能获得特优，一样能享受这个额外常年加薪。

  如此多管齐下提高教师水平，逐渐取得成果。1984年O水准会考，全国英文的及格率，达到52%，比1983年高出12%，这是前所未有的，从前的及格率都在40%或以下。

  努力多年，到了2009年的O水准会考，我们的英文及格率已经提高到86.9%。自2005年起O水准会考成绩已经没有包括开办“直通车课程”，而豁免参加。水准会考的优秀学校［莱佛士书院、莱佛士女中、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德明政府中学、立化中学、英华中学(自主)、国立大学数理中学］，如果把它们也包括在内，英文成绩肯定会更好。

  大力提高全国英文师资的英文水平，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提高华文教师的英文水平。在全国学校转为英文源流后，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华文源流教师失业，我们协助他们掌握英文，用英语教导从前用华语教导的科目，或重新受训，转为教导华文第二语文，或转为其他非学术性科目，如体育、美术或音乐老师。

  如何提高英文水准，一直让我们煞费思量。1975年，我当教育部长的四个月期间，我对学校培育学生说英语的水平感到不满。学生的英语是那么蹩脚、差劣。三十多年来，英文是我们的主导语文，但是到了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会说英语的今天，我们的英文不只不够标准，而且还是低水平的新加坡式英语。今天，很多小学低年级学生还在说直接从方言或华语翻译过来的新加坡式英语，这是必须改正的。如果我们要成为一流的国家，人民必须说一流的英语和一流的华语。我们学生说的华语比英语标准，英语结构显然受到华语和方言的语句结构干扰。今天新加坡能真正说得一口好英语的人并不多。2006年有40%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对的最大困难科目还是英文，因此，我们不断从外国引进更多以英语为母语的英文教师，并推动“讲正确英语运动”，务求提高新加坡人整体的英文水平。

  我曾要教育部长黄永宏考虑聘请40位到50位来自欧美国家，英语为母语的教师来重新训练我们的英语教师，从小一开始教导学生说正确英语。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也许需要20年至30年。不做的话，一切照旧；做的话，会有改变。

  因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要整个社会能说正确英语是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慢慢地，新加坡人就算是出租车司机，也会逐渐明白讲好的英文，可以过更好的日子，比如可以去当导游等等。

  我们的情况永远是很复杂，因为新加坡人要学两种语文。如果只学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都放弃不学，这样学生是容易掌握正确英文。但是我们还需要保存华文，还要学生学习跟英文完全不同的华文结构和文法，这是困难的。我有信心，只要从小学习华文是可以掌握两种语文的，只要学得早，应该能做到。

  今年(2011年)9月6日，教育部成立了新加坡英语学院(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of Singapore，简称ELIS)的机构，为英语及以英语授课的教师，提供一系列专业在职培训课程，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全方面提升学校的英语教学和学习素质，并加强学生在英文书写和沟通方面的能力。

  英语学院也组织了国际咨询团，由英国诺丁汉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中国的香港大学的三位教授组成，从英语教学和研究的国际趋势、方向及创新概念，为学院提供深入的见解。

  我去为学院主持开幕礼时说，由于美国媒体的渗透率慢慢的升高，美国又是全球的主要经济体，新加坡人接触美式英语的机会慢慢的变多，因此教导学生美式英语是大势所趋。教育部正准备从美国聘请英语教师。

  可以这么说，为了新加坡双语教育的精益求精，我们从外国聘请高素质的语文教师、修改课程内容、加强培训本地教师等的工作永远都不可能停息。

  踏进90年代，我们大家都希望在华语已经普及的基础上，通过一些有效的途径和政策，逐步将华文程度提升到适当的水平，以便于提高华人对华族文化的认识和保留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1990年我们邀请了四位中国台湾教授来考察新加坡的华文教学，并听取他们的改进建议。这四位学者是梅广、吴敏而、汤廷池和吴宏一。他们到新加坡实地了解华文教学情况，并与教育部官员、校长、华文教师座谈，交换意见并提呈建议书。

  他们在新加坡主讲的四场讲座，都对在双语社会中，培育学生学习华文第二语文的正确态度、华文第二语文的教学法，以及通过华文第二语文教学传授民间传统文化价值观等课题提出意见。

  时任第二副总理的王鼎昌领导的“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于1991年6月成立。这个委员会负责研究改进90年代的华文教学。委员会希望激起全体华族新加坡人学习华文的兴趣，协助他们了解、欣赏和保存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资产，同时协助受英文教育的家长突破心理障碍，消除恐惧感，明白让孩子学习华文是有意义的。

  新加坡华社对80年代教育部实行的分流制度过度偏重英文、鼓励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讲华语运动，以及1987年统一源流后，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教育政策存在不满。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受华文教育选民当中，不少人在1991年8月大选把票投给反对党，让人民行动党失去四席，我们的得票率是七届大选以来最低的一次，承受了自1968年以来最沉重的打击。

  1981年和1984年选举，反对党的惹耶勒南和詹时中先后进入国会，我们以为讲英语的人已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其实不然，“沉默的大多数”讲华语选民，在这次大选中发出了他们的声音。

  他们认为政府处处讨好能言善辩的受英文教育者，唯恐他们移居外国或不支持政府，而身为大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却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忠实支持者，不仅利益和愿望被政府忽略，还被迫靠边站，被挤出社会的主流。他们于是通过选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华校出身的刘程强和蒋才正在1991年大选期间，巧妙地用方言和华语，鼓动选民的情绪，中选为议员，说明了受华文教育者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就连反对党议员詹时中也发现，如果不会讲华语，要号召讲华语的群众，是有一定难度的。

  当时还有一些华社领袖要求新的小四分流设立以华文第一语文、英文只学口语的EM3源流，我虽然认为这是不理智的想法，不过，还是向吴作栋总理建议让会馆根据华社领袖所提出的EM3源流办学方针，管理六到十所学校，让家长决定要不要把子女送去这些学校受教育，五六年后，就能够准确的看出哪种学校制度对学生的前途更有保障。我这项建议最终没有被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接受。

  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黄祖耀和其他华社领袖在拒绝我的建议时说：“我们一定要以理智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双语教育问题。新加坡人是非常现实的，很少家长会选择把孩子送进这种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英文只学口语程度的学校就读。”事实上，当时教育部也为EM3源流准备好了详尽的课程内容，可是却没有家长为孩子选读这个课程。

  我一向尊敬受华文教育者，他们奋发向上，不屈不挠和刻苦耐劳，为新加坡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固然也希望每一个学生精通两种语文，但三十多年的经验让我了解到学生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我们肯定要脚踏实地根据学生的能力，让他们在配合自己能力的教育制度下学习。随着经济的发展，走向国际化的新加坡逐渐重视英文，这是大势所趋，这是大选结果也阻挡不了的。

  至于新加坡受华文教育者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歧异，以及从前由于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就业机会造成的矛盾，我相信随学校统一源流的开展，可以在10到15年内消除到时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王鼎昌委员会在九个月内访问了学校，进行实地观察，与教育人员、学生、华文教师及教育专家举行对线名初级学院高一和高二生，征询他们对华文教学的意见。

  1992年5月，王鼎昌领导的“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针对新加坡华文课程的现状、教学、教材和考试，向教育部提呈了报告书，内含18项建议，如改称华文第二语文为华文、改称华文第一语文为高级华文，重新编写华文教材、提早教导汉语拼音、开放高级华文和中华文学课程给快捷班学生修读、扩大初级学院语文特选课程、修订华文考试的格式和比重、华文考试加入听力理解和加强阅读理解、减少多项选择题、华文教材贯彻语文技能和灌输传统价值观、增加华文教学和接触华文的时间、初院增设AO副修水准华文理解与写作的选修课程、为华文较差的学生开办华文补救课程、在学校实行广泛的华文阅读计划、为学校提供资源和设备以提高华文水平等等，后来都获教育部接纳和落实。

  这是继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后的第二份有关新加坡华文教育的重要报告书，也是自1965年建国、27年来新加坡第一份研究华文教学改革的报告书。

  《王鼎昌报告书》也建议新的小四分流制度，让每所小学小五和小六EM1源流学生都修读第一语文程度的高级华文，而不仅限于15所特选小学；中学方面，建议放宽修读高级华文的条件，能读高级华文的学生不再仅限于九所特选中学。种种转变，无形中全方面提高了新加坡学生的华文水平，它影响了整个90年代新加坡的华文教学状况。

  《王鼎昌报告书》的主要贡献是把华文教学的重点从死记硬背和重视学生书写能力，转移到读、听、说。另外，把华文第二语文称为华文，把华文第一语文称为高级华文，非常容易被那些强烈地认为华文很重要的人士所接受。

  照顾到“沉默的大多数”讲华语人士的要求，《王鼎昌报告书》的种种建议，的确有重新整顿华文课程、加强传统价值观、把华文水平提升的意愿。

  到了90年代末，华人另外一半说英语的社群，对华文受到格外的重视又有话说，他们的忧虑导致华文教学在1999年重新拟定。

  对感觉被挤出社会主流、靠边站的大多数受华文教育者，《王鼎昌报告书》大力提高学校华文教学水平，并没有抚平他们受创伤的深痕。

  到了1997年大选，一名属于五六十年代危险华文至上主义的邓亮洪律师冒了出来，他提出了“为何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华人要对受华文教育的同胞持有优越感？为何受华文教育者要给受英文教育者抬轿子？为什么不能由受华文教育者当总理或部长来坐在轿子上？”等危险理论。他以代表华语、华文、华校生和中华文化的候选人竞选静山集选区，摆明了代表受华文教育者向占优势的受英文教育者提出挑战。

  在王鼎昌领导的“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收集各方意见期间，邓亮洪曾以华社文教促进会临时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向王鼎昌委员会提呈意见。他建议小一至小四华语教导时间，从占总授课时间的27%，增加到45%。

  邓亮洪曾在1992年申请出任官委议员，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面试他的时候，注意到他完全以一名华文语文和儒家价值观的斗士自居。在整个面试过程中，他不断强调华文教育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受华文教育者没有正真获得政府足够的援助，国会只有少数的受华文教育代表。

  他没有受委为官委议员后，便到处投诉说有70%非讲英语的新加坡人，没有正真获得应有的公平竞争，受华文教育者甚至没机会进入国会，只成为一名旁观者。

  1994年他又在一华人社团“贞义社”的晚宴上，提出内阁有更多基督徒部长，政府部门的常任秘书、初级学院和中小学校长也有慢慢的变多基督徒的现象。他说：“今天新加坡很多国家重要政策，是由基督徒来制定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咱们不可以假装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存在。”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不一样的种族，不同宗教，不同语文之间的分歧是很深的，情绪非常容易被煽动。如果有人宣扬这一类的危险观点，我们一定要立刻有力地加以驳斥，阻止他的企图。邓亮洪的竞选动机，显然是要重新挑起新加坡经历二十几年才逐渐解决的语文问题。我绝不允许华文至上主义的火焰重燃，不容许他以语文和宗教来分裂人群的做法，不让他破坏新加坡现有的和谐的多元社会。

  而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如果华文至上的想法在新加坡膨胀，那是危险的。新加坡位处东南亚，是马来人海洋中的一个华人为多数的岛国，任何区域或国际势力都不允许新加坡成为一个完全华人的国家。即使再过30年，中国很强大，华语因为中国的富强成为国际语言，新加坡也要继续保留英文作为工作语言，这个建国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

  新加坡的华人社群如果要有和平、稳定的未来，就必须互相容忍，继续釆用英语为共同的工作语。新加坡如果成为由不能尊重多元种族的华人所支配的社会，这将是一条走向冲突的危险道路。如果我们保持沉默，让极端主义滋长，5年后，我们将失去更多选票；10年后，情况会更糟；15年后，我们将失去立场，陷入和贝鲁特、黎巴嫩相同的局面。所以咱们不可以对此沉默。

  1997年1月大选结果，83个议席当中，只有两席落在反对党手中。后来我们就邓亮洪在大选期间所发表的言论以13项诽谤罪控告他，他逃亡国外，并没有像60年代两名领袖方水双和林清祥那样，勇于面对一切后果。

  猛烈炮轰华文至上主义很意外地成为1997年大选的主要竞选课题，我因此觉得有点对不起受华文教育者，使他们受到伤害，由此产生没有办法弥补的裂痕。但如果政府当时没有面对现实，及时指出问题所在，而任由邓亮洪的言论煽动人民的情绪，后果将不堪设想。

  随着大选尘埃落定，当时的总理吴作栋立即表明政府将继续推行双语政策，向华社保证政府将一如既往鼓励华人学习华文及保留本身的民间传统文化。但他同时提醒，华族不应产生把本族语文变成多元种族社会的支配性语文的念头，政府一定要采取对各族都公平的原则，即以英语作为各族在共同领域内公平竞争的媒介语。